公牛配资端 1937年12月12日黄昏，南京城防体系全面崩溃。一个工兵营长为活命

1937年12月12日黄昏，南京城防体系全面崩溃。一个工兵营长为活命，跑到寺庙当和尚，谁知却引起日军的怀疑。关键时刻，营长结结巴巴，竟念起了《心经》！

教导总队工兵营长钮先铭站在中山门附近的阵地上，军装已被硝烟熏得焦黑。

这位26岁的军官有着显赫的学历背景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又曾留学法国专攻军事工程。

可此刻，他手中的花名册上，能集结的士兵已不足编制的三分之一。

当撤退命令层层传达下来时，他带着残部向挹江门方向且战且退。

挹江门早已成为人间炼狱。

逃难的百姓和溃退的士兵像潮水般涌向城门洞，踩踏事故每分每秒都在发生。

钮先铭亲眼看见，他的妻兄、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谢承瑞，就在这场混乱中被挤倒在地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挤出城门后，长江边更是绝望的深渊。

最高长官唐生智为表决心，早已将渡江船只撤走，滔滔江水阻断了所有退路。

钮先铭的士兵们见渡江无望，纷纷四散而去。

他找来几根木头扎成简易木筏，试图顺流漂向对岸，可木筏离岸不久便被急流掀翻。

他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，幸好抓住了一根漂浮的圆木，借着水流漂到了更下游的上元门附近。

上岸后的钮先铭已成孤家寡人。

沿江民房在“坚壁清野”政策下被焚烧殆尽，唯有上游方向一座名为永清寺的小庙还冒着炊烟。

他踉跄着走到庙门前，用尽最后力气叩响了门环。

庙里只有三僧两俗，住持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和尚。

起初，僧人们惧怕受牵连，不愿开门。

钮先铭虽狼狈不堪，但留过洋的气质仍在，他彬彬有礼地恳求，并许诺不连累寺院。

或许是这份儒雅打动了管事僧人，他最终被收留。

老和尚剪去了他的头发，换上僧袍，赐法名“二觉”。

从此，国军少校营长消失了，永清寺多了一个名叫二觉的假和尚。

南京城的噩梦随即降临。

日军开始了长达数周的野蛮屠杀。

永清寺虽地处偏僻，但也无法幸免。

日军小队每隔几日便来搜查一次，专抓混入和尚队伍的散兵游勇。

钮先铭时刻处于暴露的边缘。

一次搜查中，日军将庙里所有人赶出院子，排成一列接受检查。

钮先铭扶着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和尚站在排头。

日军头目狐疑地盯着老和尚，甚至动手翻开老人的眼皮查验。

检查完老和尚，日军的视线扫过钮先铭。

那一刻，钮先铭能听到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。

他双手合十，努力维持着呼吸的平稳。

不知是日军觉得一个年轻和尚不足为虑，还是被他沉静的神态迷惑，竟跳过了他，直接去检查下一个人。

排在队伍末尾的一个男人，因大衣下露出警服的一角，当场被日军一枪爆头。

鲜血溅在钮先铭的僧袍下摆，他亲眼看着那个男人倒在血泊中。

据庙里僧人统计，仅永清寺周围，后来发现的尸体就达46具之多。

为了生存，钮先铭被迫以和尚身份为日军服劳役。

日军征用他运送树枝和绳索到江边。

他后来才知道，这些树枝和绳子是用来捆绑被屠杀的中国军民的。

在寺庙的八个月里，钮先铭身在佛门，心在战场。

他时刻关注着外界动向，等待着逃脱的机会。

1938年8月，转机终于出现。

伪政府开始征收契税，庙里的守志和尚借口辖下鸡鸣寺的地契存放在上海，需要前去办理。

钮先铭便央求守志带他同行。

守志利用人脉帮他搞到了从南京去上海的通行证。

8月11日，钮先铭在南京下关火车站登车，成功逃离了这座死亡之城，回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家中。

同年9月，他辗转抵达武汉，重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。

钮先铭的传奇并未就此结束。

他重返军界，历任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处少将处长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等职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他以军政部南京战俘管理处长的身份，参与了受降与接收事宜。

1949年，他赴台任职，历任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、正中书局总编辑等职。

1996年，他在美国洛杉矶病逝。

这段在佛门避难的经历，成为钮先铭一生最特殊的记忆。

1943年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对他的专访，此事才首次公之于众。

曾担任日军“中国派遣军”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，在回忆录中提到曾在鸡鸣寺与钮先铭邂逅，却未能识破其真实身份，为此深感“惭愧”。

文学家张恨水和崔万秋以此为蓝本，创作了小说《大江东去》和《第二年代》，让这个故事广为流传。

1971年，钮先铭在台湾出版自传《空门行记》和《还俗记》。

由于经历过于传奇，很多人将其当作小说阅读。

直到1980年代，大陆开始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，钮先铭的经历才重新受到关注。

那个曾在日军眼皮底下念着《心经》的年轻军官，最终用文字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注脚。

联富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